笔者一次在朋友家聚集看画,见到一件挂品,一时忘形地攘臂而呼:"真的!"还和旁人强辩一番。有人便写说:"立扬新令,真假一言定。不同意见人,打成反革命。"我才凛然自省,向人道歉,认识到如何尊重群众!
一次收到外地一册宋人书札,拿到北京故宫嘱为鉴定。唐兰先生、徐邦达先生、刘九庵先生,还有几位年轻同志看了,意见不完全一致,共同研究,极为和谐。为了集思广益,把我找去。我提出些备参考的意见,他们以为理由可取,就定为真迹,请外地单位收购。后唐先生说:"你这一言,定则定矣。"不由得触到我那次目无群众的旧事,急忙加以说明,是大家的共同意见,并非是我"一言堂"。我说:"先生漏了一句:‘定则定矣’之上还有 ‘我辈数人’呢。"这两句原是陆法言(切韵序)中的话,唐先生是极熟悉的,于是仰面大笑,我也如释重负。颜鲁公说:"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会,微有振矜,叛者九国。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口晚节末路之难也。"这话何等沉痛,我辈可不戒哉!以上诸例,都是有根有据的真人真事,仿章学诚《古文十弊》的例子,略述如此。
故宫的老一辈学者,不是把书画鉴定视为一项单纯的“技术活”,而是明确藏品的价值,与文物藏品有很深的感情,有着负责认真的工作态度。这是故宫学人的优良传统。杨新先生既学习继承徐邦达等先生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又学习实践他们对故宫、对文化遗产、对自身工作的严谨认真的态度。
徐邦达、启功先生的教诲,一般不是耳提面命,而主要体现在他们具体的书画鉴定过程中。他们的片言只语,往往重若千钧,凝结着老先生的才学与识见,是他们毕生经验的总结,其中就有度人的“金针”。对学习者来说,则要处处留心,仔细观察,反复体味,当然也要具备相当的基础,还要有灵性和悟性。杨新做到了这一点。他的20多本笔记,就是亲承謦欬的学习记录。在《我跟徐邦达先生学鉴定》一文中,更有满怀深情的真切回忆。1980年他随徐先生在云南省博物馆看“参考品”时,凭着积累起来的知识,把一件曾为乾隆皇帝存疑、亦被张珩先生否定的宋代郭熙山水图判为真迹,得到徐先生的认可,说明他在研究鉴定之路上的勤奋与进步。徐邦达对杨新则寄予厚望,
书画上的印章,主要分为三类:一、作者本人的印章,二、题跋人的印章,三、收藏、鉴赏人的印章。这些印章又分为三个方面:一、姓名、字号、斋馆、堂号印,二、闲文、吉语、警句印,三、收藏、鉴赏印。
书画鉴赏要从作品的风格、笔墨、色彩、构图、章法、画法、印章、纸张、装裱、题跋等方面来进行,其中主要的方面还是书画本身及书法、印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