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定工作,本应是"铁面无私"的,但从种种角度"侦破",按极公正的情理"宣判"。然而它究竟不同于自然科学,"一加二等于三,"氢二氧一是水",即使赵政、项羽出来,也无法推翻。而鉴定工作,则常有许许多多社会阻力,使得结论不正确,不公平,固然有时限于鉴者的认识,这里所指的是"屈心"作出的一些结论。因此我初步得出了八条:一皇威、二挟贵、三挟长、四护短、五尊贤、六远害、七忘形、八容众。项是造成不正不公的原因,后一种是工作者应自我警惕保持的态度。
古代皇帝所喜好、所肯定的东西,谁也不敢否定。乾隆得了一卷仿得很不像样的黄子久《富春山居图》,作了很多诗,题了若干次,后来得到真本,不好转还了,便命梁诗正在真本上题说它是伪本。这种瞪着眼睛说谎话的事,在历代高权利的集中者皇帝口中,本不稀奇,但在真伪是非问题上,却是冤案。
康熙时陈邦彦学董其昌的字逼真,康熙也喜爱董字。一次康熙把各省官员"进呈"的许多董字拿出命陈邦彦看,问他这里边有哪些件是他仿写的,陈邦彦看了之后说自己也分不出了,康熙大笑(见《庸闲斋笔记》)。自己临写过的乃至自己造的伪品,焉能自己都看不出。无疑,如果指出,那"进呈"人的"礼品价值"就会降低,陈和他也会结了冤家。说自己也看不出,又显得自己书法"乱真"。这个答案,一举两得,但这能算公平正确的吗?
一件元人书画,一人看为假,旁人说它真,还不要紧,至少表现说假者眼光高,要求严。如一人说真,旁人说假,则显得说真者眼力弱,水平低,常致大吵一番。如属真理所在的大问题,或有真凭实据的宝贝,即争一番,甚至像卞和抱玉刖足,也算值得,否则谁又愿生此气。
有一件旧仿褚遂良体写的大字 《阴符经》,有一位我们尊敬的老前辈从书法艺术上特别喜爱它。有人指出书艺虽高但未必果然出于褚手。老先生反问:"你说是谁写的呢?谁能写到这个样子呢?"这个问题答不出,这件的书写权便判给了褚遂良。
辛丑年正月初七,是我国的古书画鉴定家和美术史学家杨新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日子。“情满紫微五十载,才溢翰苑八秩秋”,这副挽联概括了先生为故宫无私奉献的一生。1965年,先生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分配到故宫博物院工作,投身美术史和博物馆事业五十余载,曾先后担任陈列部副主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等职务,为我国文物保护和文物研究做出了的贡献。先生的学术成果是我国美术史领域宝贵的财富。先生对故宫的热爱、对博物馆事业的钟情、对古代文物的钻研精神、对同事的热情友善,是我们新一代故宫人学习的。值杨新先生去世一周年纪念,我们推出一组杨新先生的同仁、学友及弟子们撰写的纪念文章,以缅怀先生,追忆其学术思想、治学精神、和同道友谊。杨新先生(19406-20201),古书画研究,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
杨新曾担任徐邦达先生工作助手6年之久,受徐先生教导尤多,影响更深。
清宫旧藏以书画铜瓷为大宗,15万件书画也成为今天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优势。从20世纪50-60年代,直至80年代,北京故宫所藏古书画先后经过徐邦达、张珩、启功等先生的鉴定,对这些书画的作者、流派、时代、内容等方面给予了客观的基本定位。其中徐邦达先生贡献尤多。杨新从徐邦达身上受到两方面教育:
一是学习徐先生对工作全身心投入的精神。杨新从徐邦达为故宫古书画藏品所建的档案资料中,深刻感受到先生的认真、严谨、细致:“在所立栏目中,除了登记其质地、尺寸、款字、来源等各项之外,还要对其收藏印鉴、题跋进行识别,对其内容、真伪、艺术等写出评语,查出文献的记载,后还有识真伪的结论等,实际是一次科研活动。先生所做的这些工作,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在书画方面的陈列研究、编辑出版及对外交流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档案至今仍然在使用。”(杨新:《我跟徐邦达先生学鉴定》)
《韩熙载夜宴图》卷 五代 顾闳中 宋摹本 局部
印章有两类,除了收藏印章之外,还有一种是书画作者自己的印章。通过这种多种印章来作决定。鉴别的主要依据是作家的印章,作家的印章真,说明了书画的可靠性,它亲切地在为自己的书画服务。收藏印章真,通过了流传的来证实书画的可靠性,一重,两重,书画本身的真实性,就稳如泰山了。
鉴别印章的办法是核对,怎样来核对?先把已经被承认是真的印章作为范本,与即将受鉴别的印章,从它的尺寸、篆法、笔划的曲折、肥瘦、白文或朱文来进行核对,要与范本的那方丝毫不爽这就是真的,如有出入,这就是伪。
《富春山居图》 元 黄公望 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