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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风格分析派：方闻、李铸晋、吴讷孙、何惠鉴
　　第二个流派是从书画视觉方式入手的图像风格分析派，这种与传统书画鉴定方法大相径庭的鉴定方法，源于新的学术思想方法与中国传统绘画史学研究的结合。20世纪初，蔡元培先生为英人波西尔的《中国美术史》中译本作序，倡导对中国画的系统研究；学者兼画家陈师曾也很早译介了日本学者大村西崖的《文人画之复兴》一书，并写了《文人画之价值》的名篇。二战后，鉴于中国艺术品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大量流散海外的事实，美国便开始大批吸收华裔美术史家赴美学习研究，并让他们长期执教于各所大学和艺术研究机构。如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的方闻、堪萨斯大学的李铸晋、耶鲁大学与华盛顿大学的吴讷孙以及克利夫兰博物馆的何惠鉴等学者。直到80年代，陆续赴美求学且学有所成、颇具影响的尚有石守谦、陈葆真以及方闻先生的高足傅申等几位学者。

笔者一次在朋友家聚集看画，见到一件挂品，一时忘形地攘臂而呼："真的！"还和旁人强辩一番。有人便写说："立扬新令，真假一言定。不同意见人，打成反革命。"我才凛然自省，向人道歉，认识到如何尊重群众！
一次收到外地一册宋人书札，拿到北京故宫嘱为鉴定。唐兰先生、徐邦达先生、刘九庵先生，还有几位年轻同志看了，意见不完全一致，共同研究，极为和谐。为了集思广益，把我找去。我提出些备参考的意见，他们以为理由可取，就定为真迹，请外地单位收购。后唐先生说："你这一言，定则定矣。"不由得触到我那次目无群众的旧事，急忙加以说明，是大家的共同意见，并非是我"一言堂"。我说："先生漏了一句：‘定则定矣’之上还有 ‘我辈数人’呢。"这两句原是陆法言（切韵序）中的话，唐先生是极熟悉的，于是仰面大笑，我也如释重负。颜鲁公说："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会，微有振矜，叛者九国。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口晚节末路之难也。"这话何等沉痛，我辈可不戒哉！以上诸例，都是有根有据的真人真事，仿章学诚《古文十弊》的例子，略述如此。

故宫的老一辈学者，不是把书画鉴定视为一项单纯的“技术活”，而是明确藏品的价值，与文物藏品有很深的感情，有着负责认真的工作态度。这是故宫学人的优良传统。杨新先生既学习继承徐邦达等先生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又学习实践他们对故宫、对文化遗产、对自身工作的严谨认真的态度。
徐邦达、启功先生的教诲，一般不是耳提面命，而主要体现在他们具体的书画鉴定过程中。他们的片言只语，往往重若千钧，凝结着老先生的才学与识见，是他们毕生经验的总结，其中就有度人的“金针”。对学习者来说，则要处处留心，仔细观察，反复体味，当然也要具备相当的基础，还要有灵性和悟性。杨新做到了这一点。他的20多本笔记，就是亲承謦欬的学习记录。在《我跟徐邦达先生学鉴定》一文中，更有满怀深情的真切回忆。1980年他随徐先生在云南省博物馆看“参考品”时，凭着积累起来的知识，把一件曾为乾隆皇帝存疑、亦被张珩先生否定的宋代郭熙山水图判为真迹，得到徐先生的认可，说明他在研究鉴定之路上的勤奋与进步。徐邦达对杨新则寄予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