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人有权有势有钱,谁也不便甚至不敢说"扫兴"的话,这种常情,不待详说。有趣的一次,是笔者从前在一个官僚家中看画,他挂出一条既伪且劣的龚贤名款的画,他说:"这一幅你们随便说假,我不心疼,因为我买的便宜(价低)。"大家一笑,也就心照不宣。下边再看多少件,都一律说是真品了。
有位前辈,误信伪题,把清人画认为元人画。王畅安先生和我惹他生气,他把我们叫去训斥,然后说:"你们还淘气不淘气了?"这是管教小孩的用语,也足见这位老先生和我们的关系。我们回答:"不淘气了。"老人一笑,这画也就是元人的了。
一件元人书画,一人看为假,旁人说它真,还不要紧,至少表现说假者眼光高,要求严。如一人说真,旁人说假,则显得说真者眼力弱,水平低,常致大吵一番。如属真理所在的大问题,或有真凭实据的宝贝,即争一番,甚至像卞和抱玉刖足,也算值得,否则谁又愿生此气。
有一件旧仿褚遂良体写的大字 《阴符经》,有一位我们尊敬的老前辈从书法艺术上特别喜爱它。有人指出书艺虽高但未必果然出于褚手。老先生反问:"你说是谁写的呢?谁能写到这个样子呢?"这个问题答不出,这件的书写权便判给了褚遂良。
辛丑年正月初七,是我国的古书画鉴定家和美术史学家杨新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日子。“情满紫微五十载,才溢翰苑八秩秋”,这副挽联概括了先生为故宫无私奉献的一生。1965年,先生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分配到故宫博物院工作,投身美术史和博物馆事业五十余载,曾先后担任陈列部副主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等职务,为我国文物保护和文物研究做出了的贡献。先生的学术成果是我国美术史领域宝贵的财富。先生对故宫的热爱、对博物馆事业的钟情、对古代文物的钻研精神、对同事的热情友善,是我们新一代故宫人学习的。值杨新先生去世一周年纪念,我们推出一组杨新先生的同仁、学友及弟子们撰写的纪念文章,以缅怀先生,追忆其学术思想、治学精神、和同道友谊。杨新先生(19406-20201),古书画研究,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
在杨新的学术之路上,徐邦达、启功两位先生有着重要的影响。
对于启功,人们一般都知道他是书画,其实他成名很早,而且与故宫有很深的缘分。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设有以学术活动为主旨的,所聘委员俱为有关研究领域的一时之选,故宫聚集了一大批中国当时为的文史及古物研究的学者。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故宫重建,后公布的47位委员中,有书画10位,时年35岁的启功就崭露头角,为世所重,与张珩、蒋縠孙、朱家济、邓以蛰、张爰、张伯驹、徐悲鸿、沈尹默、吴湖帆等并列;其他九位的专长都注明为“书画”,唯启功注明是“书画史料”。杨新得到启功指点,自是十分幸运。在杨新的书画鉴定文章中,可以看到经常引用启功的话。可称为他代表作的《书画鉴定三感》,不仅说明是受启功先生《书画鉴定三议》写法的启发,且其第二点“望气”之法得失有无、第三点书画鉴定的“模糊性”,就是直接引自启功的论点并在此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体会作进一步阐发的。
《捣练图》 唐 张萱 宋摹本 局部
年月:书画上或题跋上所题的年月或与作者的年龄、生卒年不符,或与事实有出入,也将被认为是作伪的佐证。
避讳:在封建帝王时代,临文要避讳,就是当写到与本朝皇帝的名字相同的字,都要少写一笔,这就叫避讳,通称为缺笔。在书画上面,看到缺笔的字,是避的哪代皇帝的讳,就可断定书画的创作时期,不能早于避讳的那代皇帝的时期,否则就是作伪的漏洞。这一问题,一向作为无可置辩的铁证。
题款:以书画的题款作为鉴别的主要依据,只要认为题款是真,可以推翻其他证据来论定真伪。
如从以上方面对一幅古书画进行鉴定,即使不确定该作者的笔墨特征,也能从容自信面对 。
印章作为鉴定书画的一个主要方面,是重视的,因为对于中国书画来说,大多都是有印的。如果一幅标明清中期作品上的印章与已知的确为真迹上的印章完全一致,其他方面又无疑问,基本上就可以断定为真迹。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临摹复制的印章多少都会与原印有所不同,印章是极难仿制得与原印一模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