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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元人书画，一人看为假，旁人说它真，还不要紧，至少表现说假者眼光高，要求严。如一人说真，旁人说假，则显得说真者眼力弱，水平低，常致大吵一番。如属真理所在的大问题，或有真凭实据的宝贝，即争一番，甚至像卞和抱玉刖足，也算值得，否则谁又愿生此气。
有一件旧仿褚遂良体写的大字 《阴符经》，有一位我们尊敬的老前辈从书法艺术上特别喜爱它。有人指出书艺虽高但未必果然出于褚手。老先生反问："你说是谁写的呢？谁能写到这个样子呢？"这个问题答不出，这件的书写权便判给了褚遂良。

旧社会常有富贵人买古书画但不知真伪，商人借此卖给他假物，假物卖真价当然可赚大钱。买者请人鉴定，商人如果串通给他鉴定的人，把假说真，这是骗局一类，可以不谈，难在公正的鉴定家，如果指出是伪物，买者"退货"常常引鉴者的判断为证，这便与那个商人结了仇。曾有流氓掮客，声称找鉴定寻衅，所以多数鉴定者省得麻烦，便敷衍了事。从商人方面讲，旧社会的商人如买了假货，会遭到经理的责备甚至解雇，一般通情达理的顾客，也不随便闲评商店中的藏品。这种情况相通于文物单位，如果某个单位"掌眼"的是个集体，评论起来，顾忌不多；如果只有少数鉴家，极易伤及威信和尊严，弄成不愉快。

辛丑年正月初七，是我国的古书画鉴定家和美术史学家杨新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日子。“情满紫微五十载，才溢翰苑八秩秋”，这副挽联概括了先生为故宫无私奉献的一生。1965年，先生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分配到故宫博物院工作，投身美术史和博物馆事业五十余载，曾先后担任陈列部副主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等职务，为我国文物保护和文物研究做出了的贡献。先生的学术成果是我国美术史领域宝贵的财富。先生对故宫的热爱、对博物馆事业的钟情、对古代文物的钻研精神、对同事的热情友善，是我们新一代故宫人学习的。值杨新先生去世一周年纪念，我们推出一组杨新先生的同仁、学友及弟子们撰写的纪念文章，以缅怀先生，追忆其学术思想、治学精神、和同道友谊。杨新先生（19406-20201），古书画研究，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

杨新与他的两个同学从中央美院分配到故宫博物院工作。这于中央美院与故宫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对美院来说，他们是该院新开设的美术史系的届毕业生。对故宫来说，在此前后则很少进大学生，直到1987年张忠培先生到故宫博物院当院长时，全院968名职工，其中本科毕业生也仅44人，而且是不同时期因多种原因来到故宫的。因此科班出身的这三个人在“文革”前同时到故宫，这是故宫人才队伍建设的一件大事。他们果然不负众望，后来都成为的，在故宫业务和学术上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杨新在故宫从事中国古代书画的陈列与研究，除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业务外，又曾跟随徐邦达、启功先生为主力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到全国各大博物馆鉴定书画，眼界大开，知识渐长，使其书画鉴定研究有了更为厚实的基础。

故宫的老一辈学者，不是把书画鉴定视为一项单纯的“技术活”，而是明确藏品的价值，与文物藏品有很深的感情，有着负责认真的工作态度。这是故宫学人的优良传统。杨新先生既学习继承徐邦达等先生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又学习实践他们对故宫、对文化遗产、对自身工作的严谨认真的态度。
徐邦达、启功先生的教诲，一般不是耳提面命，而主要体现在他们具体的书画鉴定过程中。他们的片言只语，往往重若千钧，凝结着老先生的才学与识见，是他们毕生经验的总结，其中就有度人的“金针”。对学习者来说，则要处处留心，仔细观察，反复体味，当然也要具备相当的基础，还要有灵性和悟性。杨新做到了这一点。他的20多本笔记，就是亲承謦欬的学习记录。在《我跟徐邦达先生学鉴定》一文中，更有满怀深情的真切回忆。1980年他随徐先生在云南省博物馆看“参考品”时，凭着积累起来的知识，把一件曾为乾隆皇帝存疑、亦被张珩先生否定的宋代郭熙山水图判为真迹，得到徐先生的认可，说明他在研究鉴定之路上的勤奋与进步。徐邦达对杨新则寄予厚望，

《富春山居图》 元 黄公望 局部
题跋，虽然它也是依据之一，不过，凡是书画上并不都有，它不能如印章一样可以左右逢源地随时运用。题跋本身是书，而取以作证的在于它的文字内容，这些文字的内容，或者以诗歌来咏叹书画，或者以散文来评论书画，或者记述书画作者，或者评论前人的题跋的当否并对书画加以新的评价，它对鉴别也具有很大的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