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购名人书画

来源：北京聚宝荟艺术品鉴定中心 时间：2024-12-23 19:28:40 [举报]

鉴定工作，本应是"铁面无私"的，但从种种角度"侦破"，按极公正的情理"宣判"。然而它究竟不同于自然科学，"一加二等于三，"氢二氧一是水"，即使赵政、项羽出来，也无法推翻。而鉴定工作，则常有许许多多社会阻力，使得结论不正确，不公平，固然有时限于鉴者的认识，这里所指的是"屈心"作出的一些结论。因此我初步得出了八条：一皇威、二挟贵、三挟长、四护短、五尊贤、六远害、七忘形、八容众。项是造成不正不公的原因，后一种是工作者应自我警惕保持的态度。

贵人有权有势有钱，谁也不便甚至不敢说"扫兴"的话，这种常情，不待详说。有趣的一次，是笔者从前在一个官僚家中看画，他挂出一条既伪且劣的龚贤名款的画，他说："这一幅你们随便说假，我不心疼，因为我买的便宜（价低）。"大家一笑，也就心照不宣。下边再看多少件，都一律说是真品了。
有位前辈，误信伪题，把清人画认为元人画。王畅安先生和我惹他生气，他把我们叫去训斥，然后说："你们还淘气不淘气了？"这是管教小孩的用语，也足见这位老先生和我们的关系。我们回答："不淘气了。"老人一笑，这画也就是元人的了。

笔者一次在朋友家聚集看画，见到一件挂品，一时忘形地攘臂而呼："真的！"还和旁人强辩一番。有人便写说："立扬新令，真假一言定。不同意见人，打成反革命。"我才凛然自省，向人道歉，认识到如何尊重群众！
一次收到外地一册宋人书札，拿到北京故宫嘱为鉴定。唐兰先生、徐邦达先生、刘九庵先生，还有几位年轻同志看了，意见不完全一致，共同研究，极为和谐。为了集思广益，把我找去。我提出些备参考的意见，他们以为理由可取，就定为真迹，请外地单位收购。后唐先生说："你这一言，定则定矣。"不由得触到我那次目无群众的旧事，急忙加以说明，是大家的共同意见，并非是我"一言堂"。我说："先生漏了一句：‘定则定矣’之上还有 ‘我辈数人’呢。"这两句原是陆法言（切韵序）中的话，唐先生是极熟悉的，于是仰面大笑，我也如释重负。颜鲁公说："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会，微有振矜，叛者九国。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口晚节末路之难也。"这话何等沉痛，我辈可不戒哉！以上诸例，都是有根有据的真人真事，仿章学诚《古文十弊》的例子，略述如此。

杨新曾担任徐邦达先生工作助手6年之久，受徐先生教导尤多，影响更深。
清宫旧藏以书画铜瓷为大宗，15万件书画也成为今天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优势。从20世纪50-60年代，直至80年代，北京故宫所藏古书画先后经过徐邦达、张珩、启功等先生的鉴定，对这些书画的作者、流派、时代、内容等方面给予了客观的基本定位。其中徐邦达先生贡献尤多。杨新从徐邦达身上受到两方面教育：
一是学习徐先生对工作全身心投入的精神。杨新从徐邦达为故宫古书画藏品所建的档案资料中，深刻感受到先生的认真、严谨、细致：“在所立栏目中，除了登记其质地、尺寸、款字、来源等各项之外，还要对其收藏印鉴、题跋进行识别，对其内容、真伪、艺术等写出评语，查出文献的记载，后还有识真伪的结论等，实际是一次科研活动。先生所做的这些工作，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在书画方面的陈列研究、编辑出版及对外交流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档案至今仍然在使用。”（杨新：《我跟徐邦达先生学鉴定》）

《大唐三藏圣教序》 褚遂良 楷书 局部
著录对于鉴别，虽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然而，仍然起信任作用，而且对加强书画的地位，具有很大的威力，它足以引人入胜或者到迷信的地步。
别字：历来把写别字的问题看得很严重，书画作者等都不至于有此等错误，如书画上或题跋上，尤其是书画上的题款等等出现了这种情况，都被认为是作伪者所露出的马脚。

印章作为鉴定书画的一个主要方面，是重视的，因为对于中国书画来说，大多都是有印的。如果一幅标明清中期作品上的印章与已知的确为真迹上的印章完全一致，其他方面又无疑问，基本上就可以断定为真迹。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临摹复制的印章多少都会与原印有所不同，印章是极难仿制得与原印一模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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