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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风格分析派：方闻、李铸晋、吴讷孙、何惠鉴
　　第二个流派是从书画视觉方式入手的图像风格分析派，这种与传统书画鉴定方法大相径庭的鉴定方法，源于新的学术思想方法与中国传统绘画史学研究的结合。20世纪初，蔡元培先生为英人波西尔的《中国美术史》中译本作序，倡导对中国画的系统研究；学者兼画家陈师曾也很早译介了日本学者大村西崖的《文人画之复兴》一书，并写了《文人画之价值》的名篇。二战后，鉴于中国艺术品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大量流散海外的事实，美国便开始大批吸收华裔美术史家赴美学习研究，并让他们长期执教于各所大学和艺术研究机构。如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的方闻、堪萨斯大学的李铸晋、耶鲁大学与华盛顿大学的吴讷孙以及克利夫兰博物馆的何惠鉴等学者。直到80年代，陆续赴美求学且学有所成、颇具影响的尚有石守谦、陈葆真以及方闻先生的高足傅申等几位学者。

古代皇帝所喜好、所肯定的东西，谁也不敢否定。乾隆得了一卷仿得很不像样的黄子久《富春山居图》，作了很多诗，题了若干次，后来得到真本，不好转还了，便命梁诗正在真本上题说它是伪本。这种瞪着眼睛说谎话的事，在历代高权利的集中者皇帝口中，本不稀奇，但在真伪是非问题上，却是冤案。
　　康熙时陈邦彦学董其昌的字逼真，康熙也喜爱董字。一次康熙把各省官员"进呈"的许多董字拿出命陈邦彦看，问他这里边有哪些件是他仿写的，陈邦彦看了之后说自己也分不出了，康熙大笑（见《庸闲斋笔记》）。自己临写过的乃至自己造的伪品，焉能自己都看不出。无疑，如果指出，那"进呈"人的"礼品价值"就会降低，陈和他也会结了冤家。说自己也看不出，又显得自己书法"乱真"。这个答案，一举两得，但这能算公平正确的吗？

旧社会常有富贵人买古书画但不知真伪，商人借此卖给他假物，假物卖真价当然可赚大钱。买者请人鉴定，商人如果串通给他鉴定的人，把假说真，这是骗局一类，可以不谈，难在公正的鉴定家，如果指出是伪物，买者"退货"常常引鉴者的判断为证，这便与那个商人结了仇。曾有流氓掮客，声称找鉴定寻衅，所以多数鉴定者省得麻烦，便敷衍了事。从商人方面讲，旧社会的商人如买了假货，会遭到经理的责备甚至解雇，一般通情达理的顾客，也不随便闲评商店中的藏品。这种情况相通于文物单位，如果某个单位"掌眼"的是个集体，评论起来，顾忌不多；如果只有少数鉴家，极易伤及威信和尊严，弄成不愉快。

故宫的老一辈学者，不是把书画鉴定视为一项单纯的“技术活”，而是明确藏品的价值，与文物藏品有很深的感情，有着负责认真的工作态度。这是故宫学人的优良传统。杨新先生既学习继承徐邦达等先生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又学习实践他们对故宫、对文化遗产、对自身工作的严谨认真的态度。
徐邦达、启功先生的教诲，一般不是耳提面命，而主要体现在他们具体的书画鉴定过程中。他们的片言只语，往往重若千钧，凝结着老先生的才学与识见，是他们毕生经验的总结，其中就有度人的“金针”。对学习者来说，则要处处留心，仔细观察，反复体味，当然也要具备相当的基础，还要有灵性和悟性。杨新做到了这一点。他的20多本笔记，就是亲承謦欬的学习记录。在《我跟徐邦达先生学鉴定》一文中，更有满怀深情的真切回忆。1980年他随徐先生在云南省博物馆看“参考品”时，凭着积累起来的知识，把一件曾为乾隆皇帝存疑、亦被张珩先生否定的宋代郭熙山水图判为真迹，得到徐先生的认可，说明他在研究鉴定之路上的勤奋与进步。徐邦达对杨新则寄予厚望，

《韩熙载夜宴图》卷 五代 顾闳中 宋摹本 局部
印章有两类，除了收藏印章之外，还有一种是书画作者自己的印章。通过这种多种印章来作决定。鉴别的主要依据是作家的印章，作家的印章真，说明了书画的可靠性，它亲切地在为自己的书画服务。收藏印章真，通过了流传的来证实书画的可靠性，一重，两重，书画本身的真实性，就稳如泰山了。
鉴别印章的办法是核对，怎样来核对？先把已经被承认是真的印章作为范本，与即将受鉴别的印章，从它的尺寸、篆法、笔划的曲折、肥瘦、白文或朱文来进行核对，要与范本的那方丝毫不爽这就是真的，如有出入，这就是伪。
《富春山居图》 元 黄公望 局部

《富春山居图》 元 黄公望 局部
题跋，虽然它也是依据之一，不过，凡是书画上并不都有，它不能如印章一样可以左右逢源地随时运用。题跋本身是书，而取以作证的在于它的文字内容，这些文字的内容，或者以诗歌来咏叹书画，或者以散文来评论书画，或者记述书画作者，或者评论前人的题跋的当否并对书画加以新的评价，它对鉴别也具有很大的说服力。